《“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十七期：丝路文化与东方文学的交流互鉴

本期主题：

丝路文化与东方文学的交流互鉴

主持人：张晓希

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

主持词

      丝绸之路横贯欧亚大陆，北有草原丝路，中有沙漠丝路，南有海上丝路，还有西南丝路、唐蕃古道，纵横交错，覆盖整个东方。丝绸之路兴起、发展、演变的历史就是东方几千年的变迁史。丝绸之路本就是商贸之路，商贸不仅推动了沿线各民族人民的物质交流，还促进了丝绸之路沿途各种思想、信仰、习俗、科学技术等精神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因此，丝绸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文学作为人类的精神活动，自古以来都是个人与民族表达自身、寻求交流的重要内容，用丝绸之路的眼光重新审视沿线各民族文学，会发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真实历史状态。自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构想以来，已有百余年历史的丝绸之路研究焕发出巨大活力，成为世界的学术热点，推动了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其本身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也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丰富实践，拓展出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和领域。

     在本期的《“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中，我们邀请了国内东方文学研究领域的几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来谈谈“丝路文化与东方文学的交流互鉴”。

“一带一路”与“以物载文”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会长

      “一带一路”作为一种以中国为出发点，以东方国家为主要交流范围的交流合作模式，它的历史渊源、模式源头在哪里？它与历史上其他的国际交往模式的不同又在哪里？

      从“东方学”的角度加以考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之所以要把以中国为起点的当代各国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的伟大工程，用“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命名，绝不是简单的比附，而是强调两者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联性、相通性。如今的“一带一路”与古代的丝绸之路，体现的是一种一以贯之的国际交流交往的模式。古代丝绸之路之所以能够形成并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就在于它是以丝绸、陶瓷、茶叶等物质产品或物质文明为载体的国际交流。其特点就是中国与周边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互通有无、互利互惠，这就是独特的属于“丝绸之路”的国际交往模式。

      从历史上看，各民族各国家的交往交涉模式大体可以划分为五种，一是战争模式，二是传教模式，三是探险模式，四是朝贡模式，五是经贸模式。战争模式是以征服掠夺为目的的武力行使，是最具有破坏性的模式；传教模式是对外传播宗教意识形态，广义上的传教模式，也包括现代的输出革命、输出某种主义的模式，有时也不免伴随着武力干预乃至战争；探险模式是以冒险的探索冲动为动力的对外征服活动，主要指向是新大陆或新岛屿；朝贡模式（亦称“朝贡体系”）曾广泛存在于世界古代历史，其中最为我们所熟知的是东亚的朝贡体系，也是历史上中国同周边国家交往的主导模式。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不属于以上三种的任何一种，而是属于第五种的经贸模式。它的基本特点是在与前四种模式相区分的前提下显示出来的。它是自然形成的、和平的，没有战争动机、没有传教企图，没有领土占领，没有意识形态输出，没有入贡和回赐，而是基于各自的自然需求，在平等自愿、互利互惠基础上的物质交换与交流。丝绸、瓷器、茶叶等是中国人的品牌与勤劳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中国人所特有的中国的现实主义、现世主义文化，更是东方和平主义的积极表征。在世界历史上，有些国家和地区在打宗教战争，有些国家在搞奴隶贸易，有的以探险、传教为名进行殖民入侵。而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与周边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交流，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总体上总是以物质产品为载体，和平地进行交换交流。因为是和平的交换交流，因而是“文”而不是“武”，“物”的交换也包含着文化的交流，可以把这一点概括为“以物载文”。

      丝绸之路上的“以物载文”是以物质产品的交换为目的，文化只是自然而然的衍伸，而不是特意推销推行。物质产品交流的任何一方都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只是通过物质展示文化的魅力。现在不得不承认，这种模式使得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对丝绸之路上的国家和民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例如古代丝绸之路及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物质交流很多，但在文化上所接受的中国影响却不能与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所带来的影响相比，对中亚各国的情形也是一样。但是在今天，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这种国际交往模式，与充分尊重多元文化的世界价值观却是高度一致的。

      “以物载文”，所载之“文”当然也包括文学，其中既有中国文学对沿路各国文学的影响，也有各国文学中记载和描述丝路交流的文献作品，是东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研究“一带一路”必然要研究“一带一路”上的东方文学。

丝路文化与东方文学史重构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丝路文化与东方文学在地域和表现形式上有着大面积的兼容和重合，其具体而生动的各种成果，都将对正在建构中的丝路文化视域下的东方文学史体系起到决定和奠基的重要作用。当前最重要的是从丝路文化的整体框架和丝路沿线各国的具体文化表现形式中，发现对东方文学史研究有启示影响和引导拓宽的各种因素，以及构筑东方文学史体系的各种材料，重视在科学、理性、系统和宏观上的把握。

      一、东方文学史重构的原则与反思。首先，东方文学史建构的内容是要建设具有中国东方文学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其次，东方文学史建设的原则是坚持具有中国东方文学特色的主体性、原则性和历时性的理论观点；再次，东方文学史建构的方法是提出具有东方文学特色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考路径。同时也要看到，目前的东方文学史学科学术体系尚未健全完善，东方文学史的话语体系还不够到位。首先，东方文学史的建构者目前还难以摆脱东方文学学科的“东方”仍然是西方“他者”的身份和地位。其次，在东方文学史建构者的心目中，对把与周边东方国家有影响接受关系的中国文学写进东方文学学科的相关著作尚存疑虑。再次，在丝路文化与东方文学史重构的理论思考中，万万不能忘记丝路文化与东方文学学科间的紧密联系。

      二、丝路文化视域与东方文学史分期。依照“要实事求是，不要牵强附会；要大胆假设，更要小心求证”两项原则，探索丝绸之路视域下的东方文学史发展分期应该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丝绸之路形成前时期（？-公元前3世纪）。主要包括人类早期定居的农业古国时期的文学，以及早期草原游牧族群的文学。第二，古典丝绸之路时期（公元前3-6世纪）。主要包括从东到西的农业定居国，以及匈奴、粟特等游牧民族的文学。第三，两大帝国活跃丝绸之路时期（7-14世纪）。主要包括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的文学，以及两大帝国周边区域的文学。第四，后蒙古与海上丝绸之路时期（15-19世纪）。丝路文化走向转变为从西向东，东方各区域文学的迷茫与转型期。第五，现代丝绸之路时期（20世纪以来）。民族意识觉醒成为东方各区域文学的主流。

      三、丝路文化视域与东方文学类型。丝路文化的影响下，在东方文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具有东方文化传统的主要文学类型有游历文学、使臣文学、碑铭文学、海洋文学、说唱文学等。经济文化从客观上扩大了东方文学的反映范畴，为东方文学史的体系建构中的文学类型扩大了表现领域。此外，还有大量存在的宗教文学。东方宗教文学主要指的是在佛教和伊斯兰教传播影响下的东方各国和地区的文学。其中蕴藏着大量已知与未知的宗教元素，等待着人们在建构新的东方文学史体系时将它们梳理清楚。

      四、丝路农耕和游牧经济以及帝国政治对东方文学的影响。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共生共存，在二者文化的双重影响下，丝路文化和文学表现出多民族文字书写、表现形式多样化，以及异质文化内涵相交织的特点。此外，丝路沿线的各大帝国对文学也产生了种种影响。这些帝国分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立国于不同的地点，信仰不同的宗教，其文化对东方文学的影响各有不同，多寡不一，程度各异。

      丝路文化与东方文学交流时，表现出诸多的趋同性和相异性，这些趋向决定了二者的交流模式是一种互补性的追求，可以互通有无，相得益彰。丝路文化构成的多民族性、多元性使东方文学体裁变得更具多样化，其丰富多彩的宗教资源也为文学的抒情言志提供了诸多可能性，对东方文学史的重构自始至终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依托丝绸之路平台，

完善东方文学学科体系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丝绸之路是商贸之路、文化交流之路，也是东方文学生成、发展和交流之路。现在学界把丝绸之路称为早期的全球化时代，提出“丝路文明共同体”的概念。丝绸之路对东方文学的发展和内在统一性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借助丝路文化的视域，审视东方文学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学科体系构架，会发现许多有待完善的问题和领域。

      一、产生于西方的东方文学学科体系必须完善。学科意义上的“东方文学”在20世纪初期产生于西方。西方出于了解东方的需要，在19世纪后期形成“东方学”，研究东方的语言、历史、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西方学界以东西二元对立观念理解东方、研究东方、想象东方。但同时又认为东方是一盘散沙，缺乏内在的统一性，不像西方是一个文明圈中的文化共同体。所以，西方学界对东方文学的研究，缺乏对东方整体的研究，只有对小区域的、语言的或国别的文学研究。20世纪50、60年代的苏联，出于意识形态的诉求，积极推动东方文学研究。但他们的东方文学研究，只是出于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需要而把东方各国、各民族文学拼合在一起，虽有现实文化的共同诉求，但还是未能真正在文化内在的深层，尤其是从漫长的东方传统中建构起东方文学的内在统一性依据。而且苏联的东方文学体系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东方文学学科体系，即以历史发展的纵线为轴，在断代中把各国别简单相加的结构模式。

      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文学学科体系。东方不像西方具备文化的统一性，这正是西方中心论贬抑东方的理由。松散，不能联结成整体，文化多型态，相互冲突排斥，这也是西方对东方的“愿景”。作为东方学者，应该改变这种局面，在知识生产的层面，发掘历史文化遗产，为东方文化和文学的内在整一性探寻依据，在超越区域个性和文化型态差异之上，寻求东方共性。

      从空间理论和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看，对一定空间的意义认知和生产，必须从历史长河中发掘资源，对于那些经历时间长，覆盖面大，内涵丰富的文化象征物，往往是一定空间群体共性的载体。以此观之，丝绸之路对于东方社会内在统一性的理解，可以成为一个逻辑起点。以丝路（广义）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为研究对象，借助丝绸之路这个平台，探讨丝绸之路与东方文学的内在联系，从东方文学、文化自身的特质出发，探讨东方文学的演变规律，从宏观哲理的高度，揭示东方文学的东方性内涵和审美特质，发掘现有东方文学学科体系漠视或盲视的文学现象，突破现代民族国家概念分划的僵化板块，打破西方对东方文学的言说模式，建构力求客观科学、动态发展、还原历史语境又有现代意识映照、体现东方学者立场的东方文学学科体系。

      三、东方文学体系建构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建构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文学学科体系，必须充分探讨和解决几个问题：第一，如何突破西方中心的话语框架，重新认识东方文学和文化？如何从古代辉煌的东方文化、文学遗产中发掘、借鉴当今现实社会语境中所需要的精神价值？第二，丝绸之路对东方文学体系建构具有什么样的启示？丝路文化与东方文学的内在统一性具有怎样的联系？第三，在丝绸之路视域中，哪些重要的文学现象被原有的东方文学体系忽视和漠视？第四，如何建构一个具有科学性、充分体现东方文学的本质和演变规律，又具有中国学者的主体立场和话语特色的东方文学学科体系？

丝路文化与东方文学的交流互鉴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如果把近年来兴起的跨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引入文学研究，尤其是引入东方文学研究，通过对由社会流动和种族混杂等所带来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进行关注和研究，这对于研究东方文学生长和演变的真实状态和存在语境有着重要意义。

     丝路文化对跨文化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距今为止，我们一般广义地把丝绸之路界定为四条：一是传统陆上丝绸之路，二是海上丝绸之路，三是西南丝绸之路，四是草原丝绸之路。因此，在古代，丝绸之路实际上搭建起的是一个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相互交流互动的巨大网络，覆盖了整个亚非欧三洲。在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文化互联网中，古代东方文学实际上不完全是、甚至完全不是一种我们既往研究中所呈现的、孤立的、国别文学的状态。

     在这样的丝绸之路互联网中，东方文学的生发状态和样式是十分丰富多彩的，不仅仅是我们既往所看重的所谓的“文人经典文学”。然而，即使就以既往东方文学研究中所注重的文人经典文学来说，既往研究把经典文学作品作为孤立的国别文学中的主要文学成就来描述，完全忽略了经典文学所承载的丰富的文化交流内涵。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认识这个问题：

     首先，构成文学样本的主体即“故事”处在丝绸之路互联网的交流中，不断传播。比如《雁衔龟》的故事原本是印度梵语《五卷书》中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原本也来自印度民间。该故事在东南亚和西亚地区传播十分广泛。很多这样的民间故事在丝绸之路互联网中，通过丝绸之路上来往的商旅、使臣、僧侣或者民族迁徙、混居得以广泛转播。

     其次，民间文学故事的传播与文人创作的助推作用密不可分，即文人把民间故事经典化。印度梵语《五卷书》后来翻译成波斯巴列维语，改名为《卡里来与笛木乃》，后来又从巴列维语翻译成阿拉伯语，后来又从阿拉伯语翻译为新波斯语，其中的故事在西亚地区流传十分广泛。比如其中的《三条鱼》的故事被莫拉维（1207-1273）《玛斯纳维》采用，《雁衔龟》的故事被贾米（1414-1492）《七宝座》采用。文人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大量采用民间故事，使得民间故事经典文学化。阿拉伯的民间文学故事《蕾莉与马杰农》也是被波斯语诗人内扎米（1141-1209）创作成长篇爱情叙事诗之后，走向经典化的。这些经典化的文学故事又进一步被民众广泛传播。

     再次，文人经典文学通过丝绸之路的传播成为民间传诵的故事，即经典文学故事民间文学化。比如波斯语诗人内扎米《五部诗》中的《霍斯陆与席琳》，作为一部经典文学作品在亚洲西部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原本是伊朗萨珊王朝时期国王霍斯陆与亚美尼亚公主席琳之间的一段爱情故事，其间插入挖山者法尔哈德对席琳的爱恋之情。然而，这段插入的故事“挖山者法尔哈德与席琳”成为民间广为传颂的故事，沿着丝绸之路传播，乃至在我国新疆地区民间存在很多有关“挖山者法尔哈德与席琳”的传说，当然故事的发生地被挪移到了中国新疆境内。

      也就是说，在以往的国别文学研究中，注重对经典文学本身的研究，忽略了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的相互助推状况，更忽视了经典文学本身所承载的大量的不同区域之间民间文化文学交流互鉴的信息。

      当前的跨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注重多元文化并存而带来的文学交流互鉴，从更多的视角对文学进行研究和把握。因此，如果我们把东方文学置于丝绸之路文化互联网的视野中，打破地域的界限，以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多元化视角来审视东方文学的生长和发展，构建新的东方文学发展史，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有着更加丰富的现实意义。

佛教对东亚思想文化的影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佛教在东汉初传入我国，之后相继传入东亚各国。佛教通过与东洋本土文化互通互鉴得以发扬光大，逐渐催生东亚佛教文化圈，对东亚思想文化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丝路文化与东方文学研究领域，我们应特别关注佛教的存在与作用。

     佛教对道家、道教以及儒家的影响。佛教传入后，首先与老庄思想交汇融合。中国当时流行“清谈”，其所蕴含的出世风格与佛教的出家作风一脉相通。佛家般若部经典所宣讲的“空”等思想也与老庄思想相埒。道家思想与佛学思想之间存在着所谓的“格义”现象。自魏晋到隋唐，佛道并盛，其间不少佛家子弟热衷于对《老子》进行注疏释义。同时，在佛教刺激下，黄老之术开始对自身进行学理化的体系性重塑，最终发育成为博大精深的本土宗教。于今，我们依然能够从道教的道观之架构及其三洞思想之分类中窥探到佛教文化的韵味。

      唐末以降，儒家思想受阻，为求变以发展，开始深度接触佛教。及至“两宋，儒士参禅、阴禅阳儒者比比皆是，儒佛之道‘混而同归’成为现实；佛界亦主张“修身以儒，治心以释”。程朱理学创儒学新纪元，然其思想源头有佛教形而上学之浸淫。换言之，佛儒思想有机结合是新儒学哲学体系建构的重要基石。

       佛教对我国文学的影响。首先，佛教给中国文学形式带来巨变。犍陀罗艺术直接冲击了我国的石窟壁画和雕塑；梵文语法和音调促进了我国诗文体制和音韵学的发展；因明逻辑学促使中国文坛涌现出系统的长篇论著；佛经的唱读以及宝卷、变文等的流行，引发了文体的嬗变，产生了话本、弹词等通俗文学的样式；宋元之后中国的大部头小说、戏剧逐渐发达，亦起因于佛教。

      其次，佛教在文学思想方面的作用非同小可。我国文学流派众多，大都受到禅思想的浸淫。六朝之后，中国诗歌和禅的关系愈发密切；唐诗宋词更追求禅之三昧境；清初，禅心仍是中国文学的主流理念；晚清，梁启超亦推崇佛教思想融入中国文学，王国维更是拈出“境界说”，对摄取佛教文化的文学传统给予了高度的概括与肯定。郭沫若、谢冰心、郑振铎、徐志摩等文人将中国传统的禅文化与现代的人文精神融汇到了一起，将文学艺术和人格修养结合起来，创辟了“灵感”“神韵”“永恒的生命”“人格”等新的美学价值观。

     佛教助推亚洲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中国佛教更贴近东亚各民族的情怀，更符合东亚固有的文化传统及国情。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猛提升，在世界上影响力至巨的东亚佛教必将成为构建亚洲乃至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

丝路文化与丝路涉华文学

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丝路涉华文学”是中国学者研究丝路文学的特指概念，即丝绸之路沿途地区、民族文学中涉及中国的文学，包括运用中国题材、叙述中国故事、引用中国典故、描写中国风土、塑造中国形象等。在丝路文化和文学交流的大背景中诞生的这些涉华文学，广泛涉及与丝绸之路相关的民族学、宗教学、艺术学、历史学、民俗学、政治学、哲学、人类文化学等诸多学科。丝路涉华文学既是外国文学，又是中国文学文化的域外延伸，表现不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的对话、变异、借鉴、选择的复杂过程。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贸交易之路，而且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作为文化交流之路，丝绸之路承载着纷繁的历史文化内涵，随着沿途民族文化典籍、文学创作的记录而流传，并出现了许多涉华文学作品，如波斯、中亚的许多诗人、作家、思想家的作品都与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亚北非地区的涉华文学不仅包括纯文学作品，也包括大量民间文学和游记性文学作品，还有宗教哲学著作、史料文章、影视资料以及大量的阿拉伯古籍作品等。南亚涉华文学有着漫长的历史，沿三条“丝路”入华传法译经的南亚经典作家、思想家主要以僧人为主，这些僧人由南亚入华后均曾在华居住过较长时间，在译经传法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受到了中国文学文化的影响，这些影响又内化在其所译作品和所传佛法之中。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文化文学联系悠久而密切，不但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等，也包括宗教哲学著作、史料文章、言行录、回忆录、传记以及丝绸之路上的墓葬铭文等。东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沿着古代这条海上丝绸之路，通过遣隋使、遣唐使、遣明使、朝天使、燕行使、通信使将古代中国制度、宗教、思想、文学、艺术等传到东亚各国，这些使节创作的诗歌、诗学理论、旅行记、汉诗文等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还是研究中国与东亚各国交流关系的重要史料。涉华文学中塑造了不同的中国形象，其中有历史悠久、人民勤劳善良，物产丰富、国力雄厚、文化先进的“中华帝国”形象，也有作为与西方现代化的对立面来贬低的中国形象；在主题方面，有赞美，误读，也有批评。涉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主题特征及其演变的历史反映了在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与现实环境中形成不同的中国形象及其表述策略，其动机与形式都具有自身深远的文化根源，体现了丝路文化文学交流的冲突与融合。

      丝路涉华文学体现了东方文学交流过程中文化的传播、影响及文明冲突，承载着丝绸之路沿线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丝路涉华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可以从镜像影响对本土国家进行一个客观的自我认定，在丝绸之路文化语境下，深入挖掘涉华文学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认识差异背后的历史、社会原因，可以发现异质文化的文学影响与接受背后的根源、文学交流规律，以及同质或异质文化体系中的吸纳性与排异性，透视地缘性的文学现象，也可以在接受与变异的分析中深入挖掘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与东方文化的共性，增加丝路沿线国家的文化认同，在平等对话中建构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提升“丝路学”的中国话语权，为中国当代国家形象的建构提供历史性与区域性的参照。

排版：颜佳颖

审核：周和军 杜树标

2020-17期，总第17期

主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 姜龙范 郭太 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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